讨论会上，李科长说：“有两个问题应该搞清楚，一是李新泉从八点半到九点在按摩店，可九点到十点半在什么地方？洪银月从八点半到十点半又在哪里？这段时间他是不敢去宾馆或娱乐场所，难道南宗还有其他藏身之地？如果南宗还有其他隐秘的藏匿之地，那么眼下两逃犯可能还在南宗。还有杨威、李新泉、洪银月又是怎样走在一起的？从李新泉的电话记录上看，他在逃出监狱后只和许东丽通了几分钟的电话，此后并无通话记录。再就是汤则民29日为什么有司机不用，而是叫老姜开车去仁都，又让老姜坐火车返回，迹象实属异常。我想这里有两种可能：第一是，两逃犯已经逃到仁都他们要去为此庆贺，他让老姜开车去再坐火车回来既显得合乎情理，又可以将车留给逃犯使用，这一观点从汤则民29号并未开车回南宗可以辅证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逃犯还在南宗，留下郑先平是为逃犯返回汤则民家提供便利。”

王科长说：“对逃犯的通话记录，我们应该拓宽思路，不能只盯住原来的号码。他们逃出后就换新号是可以肯定的，这一点从桑滨（黄晓东）在蓬集买手机卡就可以推断。了解逃犯八点半至十点半这一段的去向，可以从杨威26日或27日是否在南宗住宾馆入手，如果没有住宾馆，他在南宗就有其他住所，那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。所谓灯下黑，他呆在南宗静观其变，在完全撤销各卡点后再跑，就防不胜防。”

为了证实他们二人的分析推断，再次询问了小梁的保姆和汤则民。保姆回忆29号早晨六点多，起床买早点时听到主卧室还有放水冲马桶的声音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迹象。这说明逃犯是在29号或29号以后才离开小梁家。然而，当专案组问及汤泽民的车现在放在仁都什么地方时，他显得有点紧张。再三追问之下，他说车应该在仁都市的住宅小区内，也不排除别人开走，因为家人有车钥匙。

汤泽民住在安西北路92号一高档小区。进出车辆都有记录，他的凌志车30号根本就没有去过。面对事实，汤则民耷拉着脑袋就是不说话。

彭警官说：“汤则民肯定是这次接应逃犯的幕后策划人之一，但他做得天衣无缝，无一点破绽，找不到拘留他的理由。”

李科长说：“人是不能放的，还是请彭警官想办法，找出正当理由对其实施刑事拘留。”

彭警官想了想，说：这样吧，还是以窝藏通缉要犯黄晓东的事实对汤则民刑事拘留，他毕竟为黄晓东联系了住宿。

汤则民在拘留证上签字时，不屑一顾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哼，不就是一个月嘛。”凭这句话再次看出汤则民不仅对法律的研究颇深，而且做好了顶多刑拘一个月的最坏打算，所以他才显得既嚣张又坦然。

拘留了汤泽民，专案组开始分析逃犯的去向。刑警队杨警官右肘靠在桌上，低下头不停地用右手梳理着头发说：逃犯现在会在哪里呢？

彭警官说：“根据保姆的回忆和汤则民的车去向不明这两点可以推断，逃犯离开南宗的可能性逐渐增大。”

王科长反问道：“那么，逃犯是由谁送出南宗的？”

李科长说：“汤则民找老姜开车，只是为了找一个他没有接走逃犯的证人。老姜虽说和汤则民关系不错，但并没有达到恩重如山甘愿为此两胁插刀的地步，只是生意场上的相互利用，不至于帮助他运送逃犯。即使当时在不知情的前提下送走了逃犯，现在也不至于如此愚昧和莽撞，帮助隐瞒事实真相，包庇罪犯而承担刑事责任。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，孰轻孰重，他会非常清楚。再从黄晓东28日早上已经离开南宗来看，送走逃犯的就只有杨威。从接应到找住处都是杨威出面周旋，再将逃犯送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”

彭警官说：“我看黄晓东提前离开南宗，可能是为了给逃犯找安全庇护所。”

杨警官另有见解：“也不排除黄晓东是找其他人来接应逃犯。”

李科长摇了摇头：“但，这样脱裤子放屁，意义何在呢？”

彭警官点着头说：“那倒是。”

接着王科长说，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？

李科长说：“我看，先以汤则民的车查找线索。第二步就是力争在短期内抓捕黄晓东和杨威。

王科长看着李科长疑惑地问：“抓捕黄晓东和杨威从何入手？”

彭警官略皱眉头说：“要抓捕这二人的突破口在里江，他们都是里江人，从他们的社会关系寻找藏身之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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